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其文学功底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是排在前几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华横溢，绰有余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领导岗位被解除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为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文学活动中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文坛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他对萧红等青年的温和，他同青年木刻家们的友谊，让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后瞿秋白遇险时，曾数次前往鲁迅的住所躲避。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鲁迅非常愤慨，决定编订瞿秋白的译文集以资纪念，于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本期的“品读”就讲述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真挚的友谊。

■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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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同为“左联”主力

职位变更后，瞿秋白夫妇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的生活费，瞿秋白身体有病，但每天仍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其受到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上海大西路两宜里看望瞿秋白，茅盾当时正写长篇小说《子夜》，想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在和茅盾的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对至今未能与鲁迅见面引以为憾。

5月初，冯雪峰来到茅盾家。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所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屋。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瞿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以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此后所写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

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中的多数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瞿秋白则不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对鲁迅充分信赖和支持后，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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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结为知己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的领导核心）。人们发出这样的评价：“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于是，左翼作家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通过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委员。

冯雪峰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一些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的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但也指出不足之处。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

1931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索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秋白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

（下转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