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 一种涵义变来变去的道

国产抗日剧中，常可见到对日本“武士道”的演绎。

“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忠”与“死”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

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

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契约关系，常随世局变迁而有所修正。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非“为主君尽忠”。

“士道”与“叶隐”

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

“传统武士”在江户时代转型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备治民才干，而不能仅仅只懂得杀伐。“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

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利，因为通过自己的楷模式的行为，让天下秩序归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职分。

不过，江户政权用儒学改造“传统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仍在转型不成功的“传统武士”当中广泛而秘密地流传。

《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转型做官僚。按该书的观点，所谓“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叶隐》反对儒学对死的意义的追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叶隐》也反对儒学用“义”来规范“忠”，作者明确表示：“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叶隐》是对“士道”的一种对抗。后者得到了当局的认可与推广，前者则被列入禁书，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

不过，无论是“士道”里的“武士道”，还是《叶隐》里的“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历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过，而只是作者出于现实需要，进行的一种理想化的“提纯”。

图注：山鹿素行绘像

半遗忘状态

旧时代的“武士道”，有两个特点——1、专属于“武士”这一特殊阶层；2、其效忠对象多元，数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故而，明治维新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无论是“士道”派，还是《叶隐》派，都难以被当局所接纳。

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

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再度被激活，与明治后期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有直接关系。

日清战争中，因为旅顺大屠杀，日本被西方媒体宣传为野蛮民族。作为辩护，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出版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学欧美，并成为基督徒。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优秀特质”，希望说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类似的优秀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武士道”，其内涵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日清战争打败了儒学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许多日本人因此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指导日本获胜。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重新宣扬，正好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要。

1905年，新渡户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别召见，并获准向天皇献上《武士道》一书；同年，该书增订再版，风靡全国，新渡户稻造也成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遗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跃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备的美德。

井上哲次郎

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初衷，虽然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西方人有的高贵道德，日本人也同样具备，不过，他对“武士道”的赞美仍有限度，认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

故而，《武士道》一书虽被推崇，但还难以完全满足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本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发掘热情。

这种心理需求，最终是由井上哲次郎来填补的。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同样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至于其何以“独一无二”，井上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与“神道”作为指导原理，所以，“影响从日本及于全世界,负有道义地统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还宣称：“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至于“武士道”的内涵，则无非“忠君爱国”四字而已。

图注：左，战后日本邮票上的新渡户稻造像；右：井上哲次郎

变幻多端的“武士道”

综上。“武士道”究竟为何物，是模糊不清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因不同的需要而有着不同的涵义。

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契约；江户时代，“士道”和《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遗忘；明治后期，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说“武士道”是日本赖以对抗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

不是“武士”，而是学者和政客，在不断按照其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内涵；这种塑造，因为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又往往彼此冲突……

现实政治必然选择最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解释。侵华战争期间，最受日本军界推崇的“武士道”，是《叶隐》一派。《叶隐》鼓吹“干脆利落地选择死”而反对去追寻这种死是否与“义”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战地，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带上《叶隐》”，正是东洋大学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给全体日本国民的“忠告”。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在《战阵训》里鼓励日军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

二战结束后，推崇《叶隐》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为主旨是与西方沟通对话而非对抗，又重新成为“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户稻造的肖像，也被印在了货币之上。

参考资料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唐利国，《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颂伦，《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张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新民晚报2015/04/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