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11年前种下的教育恶果发芽了

2006年12月15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21日，日本近百名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很多人虽然不满于日本右翼政客的嚣张，但对于每年春天这一情景反复上演，已然不觉得意外。不过，日本教育领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却让外界甚至日本人自己也吃惊。从宣扬“忠君爱国”的大阪右翼幼儿园，到军国主义读本《教育敕语》满血复活，再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进入教材，日本教育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逆风来”。这些“特例”的出现真的“突然”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专门研究右翼的日本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大阪右翼幼儿园这样的特殊存在之所以出现，就在于有人看到了此类教育的商机。有分析称，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始终受国内政治气氛的直接牵引，“潘多拉魔盒”的打开已经有段时日，眼下不过是开花结果罢了。

《我的奋斗》进教材，听听德国的忠告

“我对日本学校教授《我的奋斗》没感到那么吃惊，因为这早就是日本自卫队队员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了。”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2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去日本自卫队参观时，发现《教育敕语》《我的奋斗》等都在其内部书店出售。“日本从政府层面否认历史、不教授真实的历史，现在又导入‘希特勒流’的内容，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恶劣。”

4月14日，日本政府在一份答辩书中称，学校可以使用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作为教材。“完全没必要”，本泽二郎说，战后70余年，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与稳定，就在于否定了“希特勒式”的战前日本的那套东西。但如今，安倍内阁却在模仿希特勒的某些做法。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我的奋斗》作教材之所以被披露出来，是一些日本学校自主使用后，被在野党议员宫崎岳志发现，然后向政府提出质疑。记者从日本社交媒体圈了解到，日本防卫大学可能使用了《我的奋斗》。今年4月6日举行的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当被问及防卫大学能不能将《我的奋斗》作为教材使用时，日本防务相稻田朋美答说“可以”。

至于日本哪些学校将使用这些教材？会节选《我的奋斗》中的什么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本泽二郎认为，面向日本中小学生的可能性很大。

尽管日本官方称会“严防出现助长种族歧视等不合适的内容出现”，其做法仍然是极不负责任的。“日本把希特勒《我的奋斗》引入教材，是一种‘政治冒险’。”德国洪堡大学历史学者科内贝尔对《环球时报》说，日本没有进行大讨论就直接引入，是对历史的“轻率认识”。日本现在与韩国、中国等国家存在二战历史问题，这个时候率先让学校使用《我的奋斗》，理所当然会被视作向右转、不反省二战历史。而且，这么做可能会给学生学习历史起到误导作用。

2015年底，德国教育部长万卡曾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将加有注解的新版希特勒《我的奋斗》用于课堂，揭露希特勒的言论。这个注解版《我的奋斗》是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编纂的批判性版本。但据德国语言学家协会主席海因茨·梅丁格估计，德国学校购买这本书作为教育参考书的比例，应该在“个位数”。

科内贝尔说，德国至今未有学校将《我的奋斗》引入教材，即便是注解版。万卡说引入课堂，并不是一定作为教材。事实上，将《我的奋斗》出版就有很大争议。世界犹太人大会多次反对该书以任何形式出版，认为该书是“历史毒柜”，不能打开。德国许多专家也认为，出版或引用该书都会让社会过分关注希特勒。

其实，无论是大阪森友学园的儿童朗诵《教育敕语》，还是《我的奋斗》成为教材，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最近媒体集中曝光后，才吃惊地得知竟有这种事。为什么会这样？一名研究日本右翼的日本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提到，正是在2006年后，日本教育界开始整体倾向“爱国化”。

11年前，安倍欲收买校长放行改革

2006年9月23日，时年52岁的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让人意外的是，他上台后将“教育改革”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他脚跟还没站稳，就不惜与在野党撕破脸皮。安倍声称，改革是为了促进日本青年的“爱国心”，这是今后的立国之本。

在安倍公布的施政纲领中，修改《教育基本法》与修宪一起，被放在“国家正常化战略”两大支柱的位置。《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的根本原则，安倍将“爱国心”内容加入该法，是要使日本教育方针发生重大转折——民族主义取代民主主义。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称，教育的目标是“尊重传统和文化”“热爱国家和乡土”。安倍还提出由政治官僚来管理学校、决定教育内容，而非教职员工。

为制造社会舆论，安倍政府在全国各地举行市町会议，邀请学校校长等教育第一线负责人座谈。但没想到的是，绝大部分参会者对修正案持否定态度。《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朋友当年是九州岛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就参加过这种会议。

“为形成所谓的‘统一意见’，安倍政府索性自己搞出标准答案，而且收买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照此回答。作为回报，合作者能够得到5000至2万日元不等的‘辛苦费’。”这位朋友说，“我们这些教育界人士非常气愤。如果真是对国家、对学生有利的教育方案，需要这样做吗？还好这种公然造假的行为，后来被日本共产党议员揭露，被媒体曝光。”

“软”的行不通，安倍政府就利用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强行闯关。2006年11月16日，执政不到两个月的安倍把修正案送到了众议院。当天上午，自民党与民主党、共产党等展开“朝野协商”，结果双方不欢而散。随后，执政党在众议院进行表决，在野党集体缺席，在执政党议员一致支持下，修正案获得通过。

第二天，参议院议事厅内，安倍继续“昨天的故事”。对着一大片空座位，他就《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自说自话。由于在野党集体抵制，当天的质询会只有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员参加。一个月后，修正案投票通过。

修正案被强行通过后，在冲绳、冈山、京都、仙台等地，从教职员工会到律师协会，上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修正案的强烈愤怒。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日本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修正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最典型的例子是歪曲侵略殖民战争历史、宣扬军国主义的教材不断出笼，并在一些地区教育委员会的强制下，成为学生手里的标准教科书。教师们也被要求在教案中增加“爱国教育”的比重。

随着右翼教育不断深化与普及，“爱国心”培训在日本甚至成为一门生意。长期经营不善的“森友学园”就靠这个噱头招揽生意，各种以右翼教育为卖点的学校遍地开花。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这些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又被他滚雪球般一次次增值。

谁拆了右翼头顶的“高压线”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史料发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对高官的右翼行为是有“高压线”的。1986年7月25日，刚担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表态称：“东京审判真的客观？胜利者真有审判失败者的权力？”不到一个月后，面对各方压力，藤尾谢罪称：“作为文部大臣，我的发言是不合适的，容易招致误解。对不起。”

但在当年10月号《文艺春秋》准备发表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藤尾再次大放厥词：“所谓日本犯的罪，比如‘南京屠杀事件’，与鸦片战争比起来，真是最凶恶的吗？”相关内容在《文艺春秋》发行前就流传出来，但藤尾没有撤回。最终，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痛下决心罢免了藤尾的职务。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某些出版社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其内容被指淡化侵略行为。“日本教育始终受国内政治气氛的直接牵引”，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对《环球时报》说，战后七八十年代起，做政治大国逐渐成为日本的目标，中曾根等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催生了保守政治历史观的公开化。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经济和国家活力衰退问题，以民族主义和传统思想遗产强化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系统控制力成为政治精英新的共识，进而使得2006年成为一个重要节点。“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此为基础，在其延长线上继续实践《教育敕语》的教育理念，直到发生森友学园事件”，本泽二郎说。

森友学园事件不仅暴露出“民间企业、机构等和安倍政府的交易”，也让“右翼思想在社会大行其道”的问题凸显出来。记者了解到，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教育敕语》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历史事物”层面，对于其危害认识并不深。

值得一提的是，森友学园“国有土地低价出售事件”至今没有大的进展。由于自民党反对，国会无法传唤事件的“女主角”——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另一方面，因负债累累，森友学园于近日向大阪地方法院申请“适用民事再生法”(日本破产法的一种)。原负责人笼池泰典不再管理学园事务，改由其长女任理事长，至于修建了一半的“安倍晋三纪念小学”，会在取得债权人及政府同意后，将小学用地连同建好的教学楼一起出售。

对于日本教育的这些事，网络上也有其他声音。有人称，日本的教科书并非政府编撰、选择和指定学校使用，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极低，不构成主流。对此，卢昊表示，右翼历史教科书整体采用率确实较低，这反映出日本民间由来已久的“良心抵制”。但更应看到，这类教科书较十年前采用率在上升。日本政府“有意放任”是导致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所谓教科书来源多元及“观点自由”，并不能作为右翼错误言论进教科书的理由。

事实上，日本右翼组织“日本教育再生机构”拿着《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这把“尚方宝剑”，从2009年开始推广历史及公民教科书。只用了3年时间，其历史教科书的使用率就达到3.79%，是2009年的6倍;而公民教科书使用率为4.16%，是2009年的11倍。